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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迁十年后,中国鞋服制造业再次站到十字路口

“这几年太难了,特别是今年!”魏勇泉向懒熊体育感叹,他2011年起就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从事鞋产品制造,如今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作为东莞华宝鞋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是近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向外大迁徙浪潮当中的亲历者。他告诉懒熊体育,如果说十余年前对于他和企业而言是一次重要转折,那么今年又是一次转折。

“近几年,我们一些老客户的店销售情况都很不乐观,业绩基本上只能达到以前的一半,客户的经营下滑直接导致我们企业端的订单减少。对于鞋企而言,订单减少的情况下,人工待遇福利一点不能减少,那么企业就有很大压力。”魏勇泉说,这时候企业要寻求更大的发展、寻求新客户、进行投资,则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当务之急应当是守住老客户,让公司活下来。

这种情况下,东莞华宝重新瞄准国内市场,“我们准备在国内开发自主运动鞋品牌,打破以往长期坚持的皮鞋贴牌加工制造,从中低端加工转向高端制造,寻求更大的竞争力。”

不止鞋产业,服装产品同样站在十字路口。自诩在国内服装制造业和外贸业混迹十余年的资深业内人士吴承功对懒熊体育说,前些年因为国内劳动力成本高,企业压力很大,大量企业不得不将工厂转移至东南亚,而近几年特别是今年,面临全球订单骤然减少的压力,一些企业开始转回国内寻找机会,但内销市场也不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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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华宝集团位于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埃塞华坚轻工业城加工厂

近十年来,鞋服大量订单流向东南亚,本土生产企业的压力与日俱增。当前,中美博弈、新冠疫情、俄乌冲突、通货膨胀等多重因素叠加,全球鞋服产业订单大幅缩减,这对于本土企业和此前转移至国外的中国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就在人们抛出疑问——“中国制鞋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还在吗?”之时,有的企业正在加快产业链转移步伐,而有的企业则想回来探索更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世界风云变幻,鞋服产业更是起伏跌宕。

前所未有的艰难

“现在受世界经济动荡、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范围内居民的收入均在减少,人们对于鞋的需求大幅减少,全球的鞋订单都在下滑,就连东南亚、非洲的订单,也比前些年少了很多。”魏勇泉说,现在整个中低端鞋市场,靠走量的订单都在大幅下滑。

作为中国的重要产业,纺织服装和鞋靴这两大制造行业近几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鞋靴制造业整体收入呈现下滑的局面,行业整体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7%,降至1877亿美元左右。2020年,国内鞋靴出口规模较2019年同期下滑20%,仅381亿美元。

从运动鞋产品的出口表现更可窥见一斑。根据CFW服装经理人的数据,中国运动鞋类体育用品出口规模从2019年的19.81亿美元减少至2020年的15.94亿美元,2021年1-5月,出口规模为8.17亿美元。

“今年的市场情况是近几年当中最难的!”吴承功说,今年国外通货膨胀贬值达10%,在欧洲国家人均整体收入不变或略有增长的当下,服装类产品之外的其他生活必需品都增长很高,这就意味着3000美元或欧元的收入,现在只能买到原来约2700美元或欧元的商品,而民众在饮食、交通、医疗上的花费不能降,那就只能降低服装类产品的支出。

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寻求重组供应链,借助印太战略等从“离岸外包”转向“友岸外包”的意图明显。

魏勇泉告诉懒熊体育,“本身一些中高端产品是可以在中国制造的,东南亚、非洲国家至今还达不到一些高端产品的技术工艺要求,但近年来由于欧美国家一些拥护他们反华的执政党的客商,不愿将订单下到中国,逐渐将订单尽可能的下到国外,只有一些难度大、国外技术不成熟的、时间急迫的,才会选择在中国生产,图效率快。”

“近年来欧美给东南亚、非洲这些国家都是百分之十几的关税,但给到中国的关税则相对多很多。”吴承功对此也感同身受。

从知名运动鞋产品的中国市场情况也可看出。阿迪达斯发布的2022年一季报显示,净销售额增长0.6%至53.02亿欧元。虽然其在多个市场保持增长态势,但其大中华区的销售额同比下降35%,出现“大滑坡”,还因此拖累整体业绩。耐克的情况亦不太乐观。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2月28日的第三财季,总销售额同比增长5%至108.7亿美元,净利润下滑3.7%至13.96亿美元。

近日,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内鞋服产业人士发给懒熊体育一张“晋江某鞋业有限公司的《停薪留职放假通知》”的图片,通知显示,该公司停薪留职放假时间从今年9月25日起至明年1月30日(正月初九)止。

很多在近十年内转移至东南亚的鞋服企业,在此前尝到一定红利,而时下则倍感压力。魏勇泉不得不感慨,早些年到海外布局是对的,对企业的未来大有裨益,而倘若最近才出去,那就难了。

“当前国际动荡,有些品牌面临生存危机,品牌还在,但股东一直在变动,新股东要么重新将之前客户欠的账进行打折,要么进行股东重组,原企业实际上不在了,尽管品牌虽在,但这些年再次接单有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做了几个亿的生意,但剩下的尾款都给打折了,这个时候不稳定。”魏勇泉说。

鞋服产业十年向外大迁徙

2万平方米的厂房内,一万多名当地工人如火如荼地加工着产品……这是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埃塞华坚轻工业城的厂房内过去十年来每天的常规景象。

东莞华宝比大部分国内企业向外转移要早几年,至于为何要转移至非洲,却是源于一次难得的机遇。

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深圳举办,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理梅莱斯·泽纳维亲临现场,期间与中国企业谈及制造业转移的相关事情,埃塞俄比亚产牛皮、羊皮等皮料且很便宜,希望从中国引进手工劳动密集型的制鞋业,当时东莞华宝被推荐。

“那时候国内的制鞋市场还是很好的,我们企业被推荐之后没过多久我们就带领一个团队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埃塞俄比亚给我们的条件很好,现在看来,那时的选择真是难得的一次机遇且很有先见之明。”魏勇泉回忆。

埃塞华坚轻工业城的产品出口到全球市场,主要以美国、欧洲为主,大多都是贴牌代加工。近年来,转移至东南亚、非洲的鞋企与日增多,与国内相比,靠走量的中低端市场,被东南亚、非洲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的二十年来,中国制鞋产业以劳动力优势为根基,积极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每年,从晋江、泉州、温州、成都乃至广东、山东等制鞋基地出口到全球的鞋产品,累计达几十亿双。

懒熊体育梳理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发现,中国鞋靴产品的出口额从2001年的100.96亿美元,不断攀升至2014年的逾550亿美元。但2014年却是中国鞋靴产品出口额的顶峰,然后便开始与日下滑。

如果以2014年的出口额为基准,2015至2020年,中国鞋靴产品出口额分别减少了27.39亿美元、90.4亿美元、80.62亿美元、93.54亿美元、85.48亿美元、181.37亿美元,2021年前11个月减少约为100亿美元。七年间,中国制鞋产业出口额累积缩减了660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金额占比已经从2001年的将近50%慢慢减少至2020年的20.34%;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比则从2001年的10.75%逐步增加到近年来的21%;对俄罗斯的出口占比一直维持在5%上下。

中国订单下滑的背后,是大量的鞋产业在这些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迁徙,近十年来,众多品牌不约而同地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非洲等地,其中尤以越南为主。

Ellie是宝成工业集团外驻越南的员工,宝成是中国台湾一家以鞋类代工为主营业务的龙头跨国企业。Ellie在越南主要对接阿迪达斯品牌方,她告诉懒熊体育,在越南,鞋类代工生产的需求明显比服装类更大。

比起中国台湾和内地,越南工厂在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上都要低出不少,每个越南工厂的工人,月薪大约折合为人民币1600元左右。“而且(越南工厂里的)工人基本不是越南本国人,大多来自老挝和柬埔寨。”Ellie说,她自己的收入大致是工人的10倍左右,可以明显感受到在代工厂里的阶层差距。

但她同时也认为,人力成本低和供应和生产链迁移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还要考虑公司在不同地区的设备、技术等投入。”她向懒熊体育介绍,“一些利润比较高的产品,会在投资成本比较高的地方生产,例如大陆地区;东南亚则负责一些中阶的产品,而更基础的产品正在逐渐转移到印尼等地。”

大量企业转移,直接导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出口额的增长。据葡萄牙鞋类协会APICCAPS发布的《2021年世界鞋履年度报告》,2020年,越南鞋类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的10.2%,位居全球第二,2011年只有2%;中国仍以61.1%的出口份额高居首位,但十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魏勇泉告诉懒熊体育,转移至东南亚和非洲最直接的客观原因在于,中国本身是制鞋大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发展至今导致产能过剩,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向外转移是长久趋势。

埃塞华坚轻工业城在当地招的工人,每人全部月薪500元(含底薪300元,加上加班费、车补一共500元),这个月薪水平相当于国内一天的薪资水平。劳动力成本很低之外,土地成本、社保成本都相应很低。“只有少量技术人员是从国内过来的,但是制鞋没有多大的难度技术,除了化工深奥一些、纺织复杂一些,其他都相对简单。”魏勇泉说。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懒熊体育说:“有一个统计,越南的工人每小时工资是2.99美元,中国是6.5美元,中国是明显的高于越南,比柬埔寨和缅甸更高。这种情况下,企业有十足的动力将订单和产业转移到越南,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的是看重劳动力成本。”

相比之下,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薪资水平在与日俱增。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懒熊体育,以制鞋产业带福建晋江为例,该市2001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380元,2022年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960元,20年间上涨了4倍。

吴承功向懒熊体育透露,近年来,特别是“放开二胎”等政策相继出台之后,国内整体劳动力水平更是在下降。按照客观规律,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不会作为国家的重要经济发展支柱。

事实上,查阅相关资料即可发现,在中国制鞋产业发展的这二十多年间,越南也在紧随其后的布局,并与欧美形成合作。1996年,阿迪达斯在越南建立了第一座加工厂,而耐克所代表的美国运动品牌几乎都与越南进行“深度绑定”。2006年,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随即批准一项立法,为越南提供“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耐克在以往的财报当中提到,“这为我们在越南的业务提供了更有力的确定性。”

中国订单下滑,让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迎来前所未有的机会。疫情前,越南的制鞋产业出口就已稳步攀升。Wind的数据显示,越南每年对外出口的鞋类产品在2010年之前不足50亿美元,在2019年则达到183.18亿美元,十年翻了三倍多。

白明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搞去中国化,让越南等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得到捡漏的机会,比如说日本搞了“中国+1”政策,凡是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必须得在其他国家也同样设一个,这是不想让它的产业过分依赖中国。为此,日本政府还对从中国外迁的企业提供资助。越南的外贸形势最近前一段时间比较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美国的贸易,而近些年来一部分中国对美国贸易地转移到越南,特别是纺织品贸易、服装贸易很多,中国失去的市场,现在很大部分就变成越南的。

但越南等地在供应链迁移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其他方面的冲击。

疫情和宏观经济周期是一个显性的影响。Ellie告诉懒熊体育,在2022年4月,阿迪达斯在宝成的订单量没有达到全产能的一半。

也会有一些文化上的软性差异。Ellie感觉到,在两岸文化里都默认的加班和狼性文化,在东南亚并不适用。在加入宝成之前,她在泰国一家食品工厂工作,可以感觉到当地人乐观和耐心的性格。“这边塞车一个多小时是常态,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发脾气,给人感觉是一个幸福感很高的民族。”类似的桥段也被写进了徐峥的电影《泰囧》里。

“这里会执行比较严格的加班费制度,所以工厂会尽量避免加班。”事实上,自疫情爆发后,越南也相继调整了不同的防疫政策,工厂受到不小的冲击,也有一些人员流失的现象开始发生。Ellie的几名同事在去年返回中国台湾探亲后迟迟无法返回越南,这也造成了她工作量几乎成倍上涨,最终在去年年底,她也选择辞职回到了台湾。

当然,对于外迁的国内企业而言,在东南亚、非洲国家尝到了很多优势,但也有一些制约的弊端。

“非洲的劳动力成本比东南亚还低,但缺点在于物流的时间比较长,有些原材料、模具等技术材料要从中国进,有时候海运要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核算下来则成本很高。”魏勇泉说,如果企业以做可常年卖的基础款式为主,就不需要赶时间,相比之下就有优势,但要是做工艺技术要求更高的时尚款那需要承担这部分成本。

魏勇泉回忆说,“2011年我们刚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纸箱、内核、模具、鞋底、都是从中国运过去的,鞋底中底都是在中国配好的,到了非洲成型。很多复杂的工艺都是在国内生产出半成品,再拿到非洲加工成成品。此外,我们还从国内买铝到埃塞俄比亚进行翻砂、铸造。”

运动鞋产业链通常包括:上游原材料领域主要涉及纺织、皮革、橡胶和化工四大行业;中游为生产环节,可以分为代工厂生产和品牌商自主生产两种;下游主要是销售环节,可以分为运动品牌直销和运动产品零售商分销。

魏勇泉介绍说,在埃塞俄比亚,原材料皮革不成问题,但是化工、纺织欠缺一些。橡胶很简单,只要懂配方就可以。一直以来,在高端、难度较大一些的鞋服产品制造上,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的工艺技术、产业链还不是很成熟。我们经过十年来的不断完善,现在产业链、配套才基本上实现健全。

转向国内运动鞋品牌

当前的大环境下,魏勇泉看到了国内市场的一线希望。他告诉懒熊体育,大量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对国内产业有一定的机会,当前国内市场很有优势。阿迪达斯、耐克等一些知名运动品牌的产品产能过剩,大量订单转移至国外,加之很多企业本身已经减产,以前一年销售8000万到一亿双鞋,现在可能只有五六千万。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人才、生产和技术资源、材料商、设备等已经成熟了,有很大的空间。这时候大部分供应商都没有订单,品牌只要有想法肯做、有人接盘,供应商们就会给出最好的价格,成本很低。

这些年,伴随着订单外流和产业转移,国内鞋服制造产业也在不断进行着转型升级,在各种成本都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国内企业都意识到唯有练好内功才是关键。

据中研网统计的数据显示,2021年1-8月,全球运动鞋行业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分别为2332项和1499项,授权比重为64.28%。截止2021年8月27日,全球运动鞋行业专利申请数量为2332项。

目前,中国是全球运动鞋第一大技术来源国,中国运动鞋专利申请量占全球运动鞋专利总申请量的40.44%;其次是美国,美国运动鞋专利申请量占全球运动鞋专利总申请量的23.85%。日本和法国虽然排名第三和第四,但是与排名第一的中国专利申请量有一定的差距较大。

尽管如此,但从以往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生产加工环节向品牌化、设计创意等更高附加值转型仍然任重道远,本土鞋服产业仍然面临着同质化严重等诸多挑战。

魏勇泉看重运动鞋领域的技术难度和产品附加值的可想象空间,他告诉懒熊体育,他之前的职业生涯曾做过阿迪、安德玛、李宁、安踏等知名品牌的产品,接下来转战运动鞋将选择在广东生产。他说:“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运动鞋主要是在广东一带生产,晋江都很少。广东由于以前引进外资最多,很多外资打品牌都愿意落户在广东,形成了比其他产地相对高端的产业环境,以及理念、人才、技术等优势。”

当前后疫情时期,人们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强,对于运动健身的需求极大增加。同时,在内循环经济、消费升级的背景之下,运动类鞋服的市场前景广阔。

吴承功也直言,虽然运动类鞋服在今年有所下滑,但在近年来鞋服产品整体市场情况都不太好的情况下,运动类产品一直属于“风景这边独好”。就服装产品而言,当前,运动类服装和家居服是最可观的,前者因为人们更注重健康了,后者因为疫情之下人们居家的时间大幅增多。

“然而,市场前景向好的情况下,运动鞋服产品要开拓出更具竞争优势的产品,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开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时间沉淀和磨练。”吴承功说,过去改革开放的40多年间,中国主要是将国外的模式拷贝到国内,但如今不能再是一味地抄作业,现在需要创新、改变,但需要时间,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代人去想象和打造这个事情。